马德兴：中性名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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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12月14日在上海召开“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会上，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2023赛季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文件、公开了国内球员和外援的最新限薪令，同时也公布了相应的监管和处罚措施。此外，中国足协在这次会议上还公布了《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按照通知细则，国安、泰达、鲁能、建业、亚泰、绿城等俱乐部名称均将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名词”。

　　某种程度上，这个《通知》对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更有意义，它不仅是进一步落实足改方案“五十条”中的相关精神与要求，即“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联赛向着真正“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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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2015年广州恒大队二次夺取亚冠联赛的冠军之后，今年中超“BIG 4”在亚冠联赛中的表现可以说是最近六年来最差的一次，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今年只有国安一队闯入到八强之中，是最近六年来最少的一次。在2016赛季，鲁能和上港两支球队进入到八强之中；2017赛季也是上港与恒大进入到八强之中，上港队更是进入到四强之中；2018赛季尽管只有原来的天津权健队一支队伍进入到八强之中，但此外还有上港与恒大两队获得了小组出线权、进入到16强中，是中超在亚冠联赛中小组出线最多的一次；而在去年，中超依然有两队进入到八强之中，恒大队最终则是止步于半决赛。

　　不光是出线球队方面，即便是在积分方面，中超球队的表现也很强势，像2015年，中超四强一共拿到了48个积分；2016赛季为47分；2017年更是创纪录地拿到了53分；而2018年则是48分；2019年则是拿到了49分。恰恰是由于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中的表现很是强势，使得中超在“亚足联技术积分排名”中也相应地走高，至2019年底甚至已经升至亚洲第一！这应该说是出战亚冠联赛的中超各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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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年中超四强总成绩为12胜4平8负，积分为40分，是最近六年来最低的一次。当然，这个“最低”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今年亚冠联赛受到疫情的影响与冲击，赛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像小组赛前两轮依然还是主客场制，后四轮则变成了赛会制，而中超球会除了国安队在2月份参加过一个客场比赛之外，其他全部都是赛会制下完成的。至于像广州恒大队因为同组的大马JDT柔佛队退赛，小组赛就只剩下了两场比赛。即便是小组出线后的淘汰赛，也由过去的主客场制变成了单场淘汰赛。比赛场次相应地减少，加上赛会制中立地进行，使得最终的结果恐怕也就失去了与前几年进行比较的真实意义。今年的40个积分尽管可以说明部分问题，但并不代表全部。也正因为此，亚足联都已经做出了将今年的比赛结果排除在“亚足联技术积分排名”体系之外。所以，不能以今年的积分来完全断定中超球会在亚冠联赛中表现。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超球会在出战亚冠联赛之前，已经在国内封闭状态下完成中超联赛，这导致中超球会的消耗包括生理、心理等多方面远超以往，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下出战，这也影响到中超四强在亚冠联赛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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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足球自1994年出台职业联赛以来，一直被外界戏称为“伪职业化”，这其中固然有诸多“戏谑”的成分，但俱乐部名称也是其中很重要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当年也曾与“中超之父”郎叔（郎效农）有过争执。笔者的观点是：中国足球自1994年以来一直搞的是“企业联赛”而非“职业联赛”，其依据就是：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并非建立在社区或城市、乡镇基础上上的俱乐部，而是建立在企业或公司基础上之上的所谓“俱乐部”，与欧美截然不同的的足球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性质的俱乐部，也就决定了中超的俱乐部经济基础相对更为脆弱。

　　纵观世界现代足球百年发展史，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业余、半业余和半职业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职业化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但各个阶段之间又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为交叉、相互并存的。所以，简单地谈论职业足球的发展阶段有时很难将问题讲清楚。不过，由于世界各国职业足球的发展背景各不相同，其走向职业足球的途径也不同。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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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为“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世界上以英格兰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职业足球发达国家均是这一类型。

　　第二类为“业余足球→专业足球→职业足球”。这一类型以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为代表，而且，这些国家的足球在从“专业足球”到“职业足球”的过渡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是将俱乐部先“私有化”，将原来的国有性质转变为私有制性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全面展开。

　　第三类则是“业余足球→企业足球→职业足球”。这一类型以我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为典型代表。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便搞起了甲级、乙级联赛，但他们的甲级队、乙级队不是业余队，而是“企业队”。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读卖队实际上是日本新闻业巨头读卖集团出资组建的；其它像三菱队、尼桑队、古河队、丰田队等均是由日本重工业企业出资组建。韩国也一样，大宇队、一和队、现代队、浦项队、乐喜金星队等也全部是由韩国大企业出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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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企业队带有业余特征，但性质不同于业余球员（有报酬等），球队内的所有人员包括教练、运动员、管理、后勤等全部是出资组建这一球队的企业内部的职工，他们从企业内部领取工资或补助，退役后在企业内部解决出路问题。也就是说，球员和企业内部的其他职工一样，只不过其他职工是在生产流水线上作业，而这些球员是专职踢足球。同时，他们还带有职业球员的某些特征（即有报酬），但又不是真正的职业球员，这些球队和球员无需考虑经费的来源、想办法自我造血，自己养活自己，所有经费均有后台企业负责，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入。所以，为区别这一类型的足球与业余足球、职业足球的区别，将之称为“企业足球”。

　　“企业足球”最明显的特征反映在球队的名称上，纵观上个世纪的日本、韩国的俱乐部球队，无一不是以企业名称命名的。而且，企业队也不存在培养二三线球员的问题。在1993年职业足球联赛开始之前，日本的甲、乙级队球员均是从高中或大学队中挑选；而韩国的“职业球队”后备球员则来自于每年年底进行的“选秀大会”。直至真正职业化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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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说韩国是“亚洲第一个开展职业足球的国家”，实际并非如此，这其中恰恰混淆了“职业足球”与“企业足球”两种不同性质的足球概念。应当承认，“企业足球”较业余足球已进了一步，韩国队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能连续三次从亚洲诸强中脱颖而出，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得益于这种体制。而在1996年亚洲杯赛上，韩国队之所以遭受惨败、以2比6被伊朗队横扫，就反映出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在亚洲其它国家纷纷走上职业化道路之时，“企业足球”对“业余足球”的优势荡然无存，而“职业足球”对“企业足球”的优势却开始体现出来。也这因为此，韩国足球界早在1994年初就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向日本看齐”口号，加快俱乐部的独立法人化进程。如果韩国足球真的从一开始就是搞职业联赛，何必在12年之后，才提出“俱乐部独立法人化”的问题呢？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国国内的俱乐部与联赛。从1994年开始“职业联赛”开始，似乎就一直在重复走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化足球”之路。1995年1月，大连体委将俱乐部全体人员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全部转到万达集团名下；随后，上海体委在1995年年中、北京市体委在1997年2月，也将俱乐部全体人员的关系分别转至申花集团和中信国安总公司……当初，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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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中国国内的职业俱乐部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法人”，都仅仅只是大集团、大公司下属的“二级”、甚至是“三级”、“四级”子公司。所以，一家俱乐部完全听命于集团“大老板”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俱乐部也就谈不上“造血功能”。与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依然很遥远。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所谓“职业俱乐部”经济基础不扎实？因为俱乐部的生存直接取决于企业或公司的经济情况。一旦公司或企业出现了问题，“俱乐部”也就不复存在。

　　名义上，参加国内职业联赛的球队都是“俱乐部”，但实质却仅仅只是企业或公司旗下的一个分支部门而已。所有的球员，也都仅仅只是企业或公司的员工，与球队所在的城市、地区、社区毫无关联，没有真正职业足球所拥有的“地域感”、“归属感”，没有任何的文化传承。所以，中国足球职业化才不到短短的30年时间，但倒闭或关张的所谓职业俱乐部已经超过两百家，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说“中国没有足球文化”恐怕也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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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职业联赛的本质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文化竞争，职业俱乐部所显现是所在地域的文化，与地域文化保持着一致性，俱乐部与球迷之间关系的纽带就是同处一个地域，或者说是因为文化同源。尽管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本地人的数量会减少，但纵观世界足坛，绝大多数球队都会保留一定数量的本地人或是本地俱乐部培养的主力，以此来传承俱乐部球队的精神、延续球队的历史、体现该地域的人文价值。这种精神、历史和价值所构成的文化，才是职业足球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维系球队与球迷之间关系的核心。而中国的职业联赛在发展过程中恰恰就是简单地用金钱来取代这种以地域人文、人伦为核心的传承价值，这种引导和引领出现了偏差，导致国内的职业联赛只讲钱、而没有“灵魂”。

　　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国足协这一次要求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是一次“颠覆性”的要求，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属性、让其回归本质。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今天会议上谈及俱乐部“中性名”时所说的四个“有利于”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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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利于俱乐部长期的足球文化传承，不以投资人的变更而频繁变更名称。很多俱乐部的名称屡屡在变，我就不点名了。我们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是有利于足球文化的传承的。二是有利于培养长期稳定的球迷团体，增加俱乐部的凝聚力。球迷更多的是对于俱乐部的喜爱，未必是对于企业的喜爱。现在是要把俱乐部名称企业化强加给球迷，所以名称的非企业化对于长期稳定的培养是有好处的。三是有利于推进俱乐部投资多元化，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资俱乐部。今后我们希望的是俱乐部股权多元化，而不是一家独大。希望有多家企业或公司，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共同投资的俱乐部，政府也是投资的主体之一。如果名称是企业名称，不利于股权的多元化，我们不是要培养百年俱乐部吗？股权多元化就可以引导百年俱乐部的发展。四是有利于俱乐部足球产业市场化发展。中性名称不仅限于投资人的自我市场发展，市场将更为广阔，而不是狭隘的投资人市场。纵观全球主要职业联赛，基本上都已实现了俱乐部名称的非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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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性名”的要求下，不少俱乐部已经开始广泛征集“名称”，这无疑是拉近与当地球迷的一个良策。但是，就像陈戌源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足球是有文化的。”足球俱乐部的名称，其实是大有学问、大有讲究的。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近邻日本职业俱乐部是如何为自己起名的。

　　（1）东京日视足球俱乐部：是1993年日本职业联赛始创参赛队之一，目前征战J2联赛。球队一度移至“川崎”，因而一度曾更名为“川崎绿茵”，“川崎”是该俱乐部所在地的城市名，如今搬回东京则改回了“东京”。而“绿茵（Verdy）”是该俱乐部人士根据葡萄牙语中“verde”一词的自创，“verde”在葡萄牙语中是“绿色”之意，而绿色正是该球队的队服的主色。俱乐部在2001年将主场改到东京时，一度成为“东京日视1969”，其中的1969是该俱乐部的始创年份，2008年开始又去掉了始创年份。

　　（2）大阪钢巴足球俱乐部，“大阪”是该俱乐部所在地的城市名，而“钢巴（Gamba）”一词来自意大利语，“gamba”在意大利语中是“脚”的意思，这与足球是以脚为主的运动正好吻合，同时，“gamba”一词与日语中“加油（英语化ganbare）”一词发音（读作“钢巴来”）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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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岛三箭足球俱乐部，“广岛”是该俱乐部所在地的城市名，“桑弗莱切（Sanfrecce）”是一个合成词，“San”是日语，“三”的意思；“frecce”是意大利语，“箭”的意思。“Sanfrecce”正是上述两个词相拼而成，意译为“三枝箭”，而“三枝箭”本身是日本古代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位集勇敢、智谋于一身的斗士，该俱乐部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球队在比赛中能集战术、技术、体力于一体。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日本职业俱乐部的名称都是“地名+中性词”，这些中性词或来自意大利语，或来自葡萄牙语，或来自西班牙语，而且都有象征或代表意义。

　　相比而言，最近几年来，中甲俱乐部在起名方面其实已经走到了中超俱乐部的前面，像陈戌源主席在会议期间提到的新疆“天山雪豹”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而像“南通支云”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中超俱乐部又将给出一个怎样的名字呢？希望各个都是“文化人”，展现出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