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冲超的“奇怪”说法，展现的是中国足球的投资困境

百度联盟

11月2日，中甲联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冲超希望较大的长春亚泰、贵州恒丰在最后一轮纷纷落败。在黑龙江，随队远征的亚泰球迷难以接受惨败的结局，在球员谢场时愤怒地喊出“丢人现眼”。不过很多球迷却相当佛系：中超太烧钱，投资人花不起，所以根本就不愿意冲超。


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实锤，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按照建业老板胡葆森给出的数据，中超球队想保级，一年至少得投入10亿。虽说能出得起这笔钱的投资人大有人在，但投进去的钱如果无法收到预期的回报，还不如不投。更让人揪心的是，最近两年，已经出现了多起中甲、中乙球队投资人撤资的情况，有的球队不但发不起工资，连最基本的电费、物业费都出现过困难。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及时止损无可厚非，可受伤的终归还是球迷。如果类似的情况仍然持续，中国足球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在职业联盟即将成立之时，中国足球还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解决投资困境上，才能夯实整个联赛体系的基础。

（一）

1993年，全兴酒业与四川省政府签订了一份为期8年的共建俱乐部的合作协议，“合作”二字，清晰地勾勒出全兴酒业在球队中的地位——在经营方面有些话语权的赞助商，而这种模式是当时甲A球队的典型代表。所谓的职业联赛，本质上仍未脱离之前的专业队联赛，区别就是大家都有了打广告的赞助商。

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决定开展职业联赛的红山口会议召开于1992年，那个年份，也是*邓*小*平 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年份，很多基础行业都没有完成转型，甚至还没开始转型，这种情况下，足球想要独立完成职业化改造，根本不可能。不过，市场经济体制一经确立，便迅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在发展的大潮中，足球联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四川全兴没有取得大连万达、广州恒大那样的辉煌，但其广告效果却毫不逊色。四川足球这股“黄色旋风”，把全兴这块牌子刮遍了大江南北，“品全兴，万事兴”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广告语之一，全兴酒业也就此一跃成为全国知名酒企。之后推出“水井坊”系列时，球队名称也做出相应改变，在新产品打开市场的过程中，球队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在合作协议到期后，全兴酒业并未延续合作关系，就此与四川足球分道扬镳。凭着8年时间里打下的基础，全兴集团至今仍是国内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而没有了资金支持的四川队就此走向没落，先是沦为他人附庸，后又无奈解散。

全兴与川足能有8年的蜜月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副省长徐世群。徐世群喜欢足球，也懂足球，有他的居中协调，让川足在经营中遇到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也让全兴集团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比如刚才说的全兴队改名为“水井坊”一事，当时四川球迷很不满意，正是徐世群的多方斡旋，才让球队顺利完成改名。

可在双方合作协议到期前，四川分管副省长徐世群调任省人大，无法再照顾川足，而新任领导并不重视足球，所以全兴集团只能选择退出。在四川省内，能接管川足的企业有不少，而且在全兴时期，省内几家更有实力的企业也没少找过四川省领导，要求接手球队或者分一杯羹，可全兴一撤，这些企业并没有随之跟进。

因为全兴能够成功，除了足球的宣传作用，还与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关，如果没有政策红利，投资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政府不表态支持，其他企业便不会产生投资的意愿。

（二）

在全兴与川足协议到期之前，全兴老总杨肇基本来不打算放弃四川足球这块招牌，与新领导商量合作事宜时，杨肇基也只是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打探一下新领导的态度，顺便给企业要点儿政策，可没想到新领导随即就坡下驴，只是发表了一番感谢全兴集团对四川足球的贡献之类的言辞，毫无挽留之意，这让杨肇基措手不及。而几年之后，大连实德的老总徐明再次体会到了杨肇基的心情。

由于四川省内无人接手球队，川足只能投靠实德老总徐明这棵大树乘凉，成了全国球迷口中的“二奶队”。2005年，中国足协开始整顿“派系足球”，徐明必须切断与川足的关系，在与四川相关部门谈判时，徐明以“解散川足”施压，想多捞一些分手费回本儿，可四川方面却不按套路出牌，任由球队解散，着实让徐明大吃一惊。

中国足协整顿“派系足球”，目的有公也有私。于公，同一个联赛之内的确不能存在关联球队；于私，也是对徐明牵头搞“G7革命”的回击。闹革命的导火索，是闫世铎搞乱联赛升降级，而根本原因，是投资人们不断发展的经营理念，与主管机构日趋落后的管理理念之间的冲突。


体工队+赞助商的模式并未持续太长的时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人们的思想理念也逐渐趋向于现代化，“打着投资人的招牌，享受赞助商的权利”也渐渐没有了市场。尤其是职业联赛巨大的广告效应，让投资人们逐渐将球队纳入自己的麾下，成为集团的“广告部”。

比如当年万达集团在大连开发的楼盘，售楼人员根本不需什么营销话术，只要一句“徐弘就住在这个小区”之类的话，房子便不愁卖。直到如今，绝大部分俱乐部仍然在扮演这一角色，比如上赛季恒大的赞助收入中，有77%来自于关联企业，也就是恒大集团内部的其他子公司。

这种经营理念，虽然与欧洲还有差距，但相对于联赛初期，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在足协以及更高的层面，理念并未随之转变，在他们眼里，联赛仍然是要为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服务。所以便有了为了豪赌世界杯而取消升降级，这无疑触动了投资人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了后来的“G7革命”。

（三）

尽管在与投资人的对抗中，足协占得了上风，但他们的豪赌让中国足球跌入到谷底，整个中国足球的投资环境变得一塌糊涂。不过足球运动本身拥有巨大的商业能量，当年在以“下岗分流两不找”为主流的东北，沈阳海狮队的金主华晨金客，销量却是节节高升。当时内地正在遭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在那种困境中，足球尚能保持如此势头，一场由足协引发的乱局，同样不会让投资人的热情始终停留在冰点、

有道是福祸相依，中国足球跌入低谷，虽说让球市遇冷，不过倒也让联赛肃静地踢了几年，这也给投资人恢复投资热情创造了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很快，恒大接手广药，开启了新的中国足球新的投资时代。如今虽然很多人都将投资泡沫归咎于恒大，但客观地说，恒大进军足球界，尤其是两夺亚冠冠军，为球市的回暖做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在球市复苏之后，有关部门又看到了捞取政绩的希望，奇葩政策又一次涌现。面对乱象，恒大选择了与大连实德截然相反的路子，诸多做法也引来了很大争议。其实恒大的做法也不难理解，投入了这么多，想要获得回报不能仅靠足球的广告效应，还需要政策红利。如果站在足球的角度与有关方面对抗，那么自己的投资很可能会打水漂，所以，恒大也只能将自己绑到了足协的战车之上。

全兴、万达当年遇到的投资困境，恒大依然遇到，中国足球的投资困境依旧没有解决。而且，由于投资规模已经水涨船高，当市场再次被扰乱，投资人的积极性再次受到重创，有些中小球队的投资人已经退场，有冲超能力的球队则裹足不前，还有一些球队则是浑浑噩噩，在联赛中刷出存在感、打出广告效应来即可。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足球的投资困境，不仅来源于投资人在经营理念上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有关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经营理念落后不可怕，碰几次壁、掉几次坑也就能扭转过来了可不作为、乱作为，却是在源头上便掐灭了投资人们的热情。

（四）

中国职业足球仅仅开展20几年，想要打造欧洲那样成熟的联赛体系需要时间。比如以欧洲俱乐部为标杆的广州富力，其职业运作模式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不仅足协高层实地考察，中超联盟筹备委员会牵头人一职也落在了老总张力头上。可即便是富力，如今也只能以“收支平衡”为目标，而其他城市，并非都具备广州的城市文化，即便身处广州，也未必是张力这样的“老广”。所以，在现阶段想要解决投资困境，还是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支持。


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既有因为政府部门“龟缩防守”而没落的川足，也有因为政府部门“频频越位”而没落的辽足、延边。从根子上讲，不作为与乱作为一样，都是被政绩需求唆使。在宣布川足解散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体育局在结束后提醒记者，将郑洁晏紫获得女双冠军新闻稿带走，结果在场的足球记者皆拂袖而去——记者就是靠写稿子吃饭的，体育局却替记者们写了一份稿件，其中有什么内容，不看便知。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杨肇基凭着情怀继续支持川足，四川足球的没落也是早晚的事，因为川足在联赛中的成绩，很难满足有关方面的政绩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徐世群调任之后，四川体育便一直在走下坡路，男篮降级、男排被拉下冠军宝座，即便是与体育局息息相关的全运会，四川队也只能靠总分支撑排名。

（五）

想要化解投资困局，政府部门必须放弃错误的政绩观念，找准自己在市场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能给投资人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今年青岛黄海青港能够冲超，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而青岛政府对球队的支持方式，则给其他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以青岛城阳区为例，带田径跑道的标准足球场就有105处，再加上笼式足球场、体育公园等等，已经形成了“15分钟足球运动圈”；全区中小学校足球参与率达到100%，23所学校创建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世界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赛—“哥德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长期落户城阳。

另外，城阳区每年都会组织各类市民足球比赛，全区各年龄段业余足球队100余支，每年社会足球比赛1200场次，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人口达9%。如果从足球的角度来看，青岛的足球基础很扎实；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城阳区的民众，享受到的是体育锻炼的权利。

不过，青岛现在还不是每个地区都像城阳这样，除了即墨，其余地区的足球运动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所以青岛需要一支顶级联赛球队，让更多的群众热爱足球运动。就像市委书记王清宪所说：“青岛是一座酷爱足球的城市，应该有让市民自豪的足球队。”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之前有国企参与足球时，总会引来“浪费纳税人的钱”之类的吐槽，而青岛政府支持球队，却得到一致称赞，还有青岛市民在“行风热线”节目中急切地询问青岛体育局要怎样支持青岛足球，以及何时建设专业球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青岛政府重视的是足球的社会效应，而非盲目、片面地追求政绩。说白了，解决投资困境、发展好足球的关键，需要政府部门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让足球扎根群众，打好基础。即便是坚持职业运作的广州富力，也在大力发展社区足球、校园足球，与青岛算是殊途同归。

其实，上至金融科技、下至小摊小贩，无论哪个产业都离不开群众基础，脱离了群众，即便外表再光鲜，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只有打好了基础，中国足球的投资困境才会破解，中国的联赛乃至于整个国家的足球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譬如当年万达的售楼人员能用一句“徐弘也住这个小区”打开销路，根本上还是得益于于大连良好的足球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换来的恐怕只是一句：“徐弘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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