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近4成人认为今年不幸福 贫富阶层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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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近4成人认为今年不幸福 幸福感最强的是企业、公司领导或管理人员

  h6 Q6 J( k$ x) Q! k涨工资降房价 最能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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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6 ?+ J7 L( p4 N) q. B0 c, f. r6 `% R. o2011，你幸福吗？

( s4 q7 o1 j( J0 x调查显示，近四成人在2011年认为自己不幸福，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而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

- a/ {1 X. R, L+ E7 h  M% C+ J( m' D% A% c“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今天下午将在北京发布，该调查由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

调查显示，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超过60%的人，在2011年，感觉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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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 L& a- b  c- T; [  b! {* F; P调查

普通公务员与领导

4 r" j0 D' K4 e! h幸福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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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u- ~5 x) p3 l“2011中国人幸福感调查”显示：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近四成人没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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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m0 R8 w' {8 K: U5 g3 @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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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R# }! d' C! B  `" F2 ^在被调查的人当中，哪些人认为自己幸福了呢？记者从调查中发现， 受访者们的首选是“公司/ 企业领导/管理人员”，第二名为“机关/ 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 q* A0 w0 G: g4 w  y& t然而，与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为同事的普通公务员，职业幸福感的排名却不高，还不及个体劳动者。

( P$ D, y: u- i职业幸福感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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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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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D" j" l9 M8 ~& F2、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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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律师/媒体和IT等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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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6 L. S  a4 l. q4 a, C# @4、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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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E' g, E$ q2 v5、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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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V4 N" K- o- z- Y& _) N" W6、农民、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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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B/ l+ U: p) D2 x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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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不完善 影响幸福感提升

今年9月，个税新法正式施行。而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两年前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也再度盛传。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第二位。这个两年前的榜单被再度热议，是因为那些被税负困扰的人们，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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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y8 Q  R9 U& Q# R这样的观点，在此次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则排在第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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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P0 b, b( |) ]( `家庭背景 对幸福感影响作用大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

在2011年7月，一位有15年教龄的老师发表博文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他的依据是“学校里的中考状元，或者高考状元，基本家里都是条件很好的”，“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见识上来说，起跑线上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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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小康》调查也显示，共计70.7％的参访者说他们“完全无法接触到”和“无法直接接触到”高官子弟和富豪子弟；而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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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受教育质量与家庭财富水平成正比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教育公共服务投入占GDP总量4%的承诺近20年不能兑现。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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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资 最能提升公众幸福感

. m- u4 h( ?4 Z3 u# {5 j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 f/ g# ?+ W9 j" @3 O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